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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里茶路源自 鉛山河口古鎮

2018-08-23 10:22:46來 源:上饒日報      評論:0點擊:
  漫飲茶

  中國現代鼎鼎有名的歷史專家翦伯贊老師,一直在尋訪那條和絲綢之路齊名的茶路,其中的中轉地的核心就是鉛山的河口古鎮。“紅茶”一詞最早見于《多能鄙事》一書。該書于16世紀末就記載了中國制造紅茶并由荷蘭人輸入歐洲。而世界“紅茶”也是經江西鉛山河口集散走出的。因背靠武夷山,河口也產紅茶。相傳,制作“河紅”的茶師早先被茶界稱為“河邦茶師”,是我國茶業界最早最強的一支技術隊伍。

  早在明萬歷年間(公元1573-1619年),河口鎮已是一派“技藝雜沓,蓋期舟車四出,貨鏹所興,鉛山之重鎮”的景象。明朝在此設立巡檢司。明、清時期商業繁華景象頗為氣派,“商賈云屯雨集,五方雜處”,“貨聚八閩川廣,語雜兩浙淮揚”,在江南號稱“八省碼頭”,成為江西四大名鎮之一。有:“景德瓷器樟樹藥,河口茶紙吳城木”之說。明清時期,河口鎮是銷售本地的紙、茶、銅、鐵等產品的重要市鎮,同時也是贛、閩、浙、粵、鄂、豫、皖、湘等地的商品集散地,與當時的蘇、杭、松江以及南洋、日本保持著密切的商業聯系,所以有人將之與當時的九省通衢漢口相比,有“買不完的漢口,裝不完的河口”之說。由于河口與外界的廣泛的商業聯系,全國各地的商賈云集此地,除了店鋪商號之外,還有建大量的會館。這些會館反映了各地的建筑風格和文化特色。可以說,河口是一座明清商業建筑的博物館。

  河口鎮古鎮街巷素有“九弄十三街”之稱。臨河古街道是過去的主要街道,從城東的古街入口處算起,經一堡頭、二堡頭到三堡頭,全長約三公里。街道平均寬度五至六米,街面多以長條青、麻石或鵝卵石鋪成。目前保存較為完好的街道約有一千五百米左右,基本上保留了古商業街的格局。鉛山古街街道由東而西沿信江南岸建筑,路面用長條青麻石鋪砌而成,布滿車轍,街道兩邊尚存舊店鋪450多家,多數保持了明清建筑的特色:外圍封火山墻,店面后延伸多進,屋上建曬樓,門前砌臺階。

  街道兩邊尚保存舊店鋪,多數建筑保持明、清建筑的特色,說到建筑,不能不提到建于清光緒七年(公元1881年)的何氏家族百年老藥號“金利合”藥店,其建筑風格獨特,融合了中國傳統建筑藝術和西方宗教建筑造型,是一座非常典型的中西合璧之作,其在當時規模很大,在各大城市都有分店,據史料記載每年贏利300000銀元,目前街上還保存比較完好的閣樓(秀樓)有2座,游客步入其中,領略當年小姐的生活方式。

  穿過古街,轉入小道,沿小溪而行,溪水兩邊,還保存有“武威第”等古建筑,可惜許多古橋已拆毀!

  萬里茶路從下梅村到河口鎮后有兩條路線:一條是入贛江水路向南往廣州口岸后再到東南亞和歐美;一條是向北運往俄羅斯,以陸路為主。

  在清代之前,武夷茶已有往蒙古進行“茶馬互市”并有少量進入俄國,得到蒙古和俄國人的欣賞。為此,乾隆,特別是道光、咸豐年間,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河南已大量產茶,但晉商還是不遠千里,越過河南、湖北、江西,到福建武夷山來采辦。當時武夷茶,主要是青茶。(《喬家大院》稱之為“云霧茶”)

  民國《崇安縣志》載:“清初,本縣茶市在下梅、星村,道咸間(約在1821—1860年,有人說在光緒元年,即1875年)下梅茶市轉赤石,下梅廢,而赤石興。紅茶青茶向由山晉商,俗謂之晉商至縣采辦,運赴關外銷售。”這一時期,福安茶葉多先集中在崇安,肩挑過分水關入江西河口鎮。從崇安到河口的路程有280里,肩負茶箱重擔的挑夫至少也得5—6天才能到達。由于路途遠,遠行極不方便,又增加運費和關卡稅收,給茶葉的遠銷帶來不便。由此,福安茶運抵下梅、星村后大都銷售給崇安的茶行,再由他們轉運出售。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“崇安擔”挑運的“北路茶”。

  清朝嘉慶年間,福安茶葉依托武夷茶市步入茶馬古道,連接萬里茶路大聯通。福安茶葉到鉛山河口后,在此裝船順信江下鄱陽湖,出九江入長江,溯江抵南昌。泛湖北上,漢口晉商把各地茶集中后,裝船逆漢水而至樊城。起岸后,裝大車經河南賒旗鎮,入澤洲(山西晉城)。潞安府(長治)、平遙、祁縣、太谷、忻縣、太原、大同。在此分為二路,一部分運往歸化廳(呼和浩特),一部分經天鎮運往張家口。

  走軍臺30站向北行14站到庫倫,再北行11站到中俄交界的恰克圖。當時清政府限制俄商到京貿易,中俄貿易統歸在雙方邊境的恰克圖。茶葉到達恰克圖后,俄商們將茶葉販運至雅爾庫茲克、烏拉爾、秋明,一直通向遙遠的彼得堡和莫斯科,閩茶中俄茶這條運銷艱辛路始于明清,盛于清代,衰于日本侵華戰爭。

  十九世紀中葉,崇安-河口-廣州商貿線路衰微,茶商改由福州出運,到1856年,福州已取代廣州成為全國最大茶市。進入二十世紀,鐵路公路興起,水運趨于沒落,河口交通樞紐地位逐年淡出。衷干在《茶市雜詠》中記道:“清初茶葉均由西客經營,由江西轉河南運銷關外。西客即山西商人。每家資本約二、三十萬至百萬。貨物往返,絡繹不絕。首春客至,由行東至河口歡迎,至地,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,咨所為不問,茶事畢始結算別去。”

  每年春天,晉商來買茶的時候,下梅茶行的行東都是要到河口去歡迎。“至地,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”,這里的“至地”是“下梅”還是“河口”?衷干沒有說清楚,想必應該是指“河口”。最初自然應該是要去下梅的;然而在后來的買茶過程里就未必非得要去下梅,在河口“將茶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東”就完全可以了。下梅生活條件各方面又如何比得了“舟車馳百貨,茶褚走群商”的河口?事實上晉商們果然是“咨所為不問”,在河口的山陜會館耐心地等候,待“茶事畢始結算別去”。山西商人就是這樣在福建崇安做了幾百年的茶葉生意,“貨物往返,絡繹不絕”。在這之間基本沒有做過什么改變。只是到一八五三年,咸豐三年,因太平天國起義阻斷了長江運輸線路,山西商人才不得不被迫中止了遠赴福建崇安的買茶行動。

  衷干在《茶市雜詠》中的這段記述極為經典,所有談到晉商、武夷茶、明清茶文化的論著,幾乎沒有不引用的。一般用來佐證晉商資金雄厚或武夷茶的歷史悠久,但是很少有人通過這段記述,解讀山西商人的經商行為。

  事實上晉商在武夷山掌握了茶葉的種植技術,并且把它帶到了湘鄂一帶,推動了那里茶文化的發展。

  晉商后期在湘鄂地區的種植加工,不僅僅是推動了兩湖茶文化的發展,而且對于整個中國的茶文化的進步,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。

  再說福建茶路阻斷了以后,晉商很快便到了湖南的安化去買茶,茶葉的種植加工又是后來的事情。

  至于晉商在湘鄂一帶種植加工,一方面是發現了茶葉種植的良好地域,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國勢力造成的巨大威脅,晉商又一次不得不自己種植加工茶葉,縮短運輸線路,以至降低茶葉貿易的成本。至此源由河口的“茶葉之路”才逐漸衰落停息。

本文來源于上饒新聞網[www.okvmov.live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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